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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热梦科巴”:青海山里放羊娃与支教老师们的出山梦
06-30 11:43:06 来源:上游新闻

6月,又是一年高考时。

临考前,63岁的王洪波呆在老家北京,挂念着千里之外青海。

电话响起,又是那群孩子。

电话那头的声音依旧叽叽喳喳,诉说的内容反复、琐碎。

王洪波照旧啰嗦着那几句:“复习得怎么样?基本功还练着没?”

答案是肯定的。这一点,那群孩子从没让王洪波失望过。

临了,孩子们还不忘追问:“你什么时候回来?”

虽说每次去,王洪波都说这是最后一次。但这次,他恐怕又要食言了。

在青海,那个叫做科巴的小山村,让支教老师王洪波难以割舍。他陪伴着山里这些放羊娃一起度过了9年,用镜头记录彼此成长。

翻看一张张影像,9年间,支教老师带领着这些孩子找到了一条出山路,在他们眼中,那段热梦追寻,至今仍在发光放热。

▲在青海科巴,孩子们用学习和艺术逐渐走出大山。图片来源/受访者供图

我要去科巴

第一次听说科巴,是2012年。那年,王洪波54岁。

在西安广仁寺,一名僧人告诉王洪波,他的故乡在青海一个叫科巴的小山村,那里很美,是摄影师的天堂,是电影人取景的理想地。可那里缺小学支教老师,如果有人能将知识带去,哪怕是一点点,也能让那里慢慢好起来。

那半年,王洪波有些时间。听了僧人的话,他决定去科巴。

他说,按计划,他只在科巴待半年。

科巴在哪里?翻看地理坐标,科巴位于青海东部化隆县金源乡科巴村,那里平均海拔2500米左右。

2005年,青海省委党校一名教授发表过一篇题为《青海省化隆县贫困现状及其原因分析》的论文,曾用数据以及实地调研分析过2005年以前,化隆全县的贫困原因以及教育问题。

文章说,这里的村民靠天吃饭,一年当中,有数月处于缺粮的状态。这里交通闭塞,夏天,山里常伴有泥石流,通往县城的路也往往被冲断。化隆县人口的文化素质比较低,尤其是农牧民。

作者在对21户农户调查中发现,有13户家长不识字,5户家长上过小学,学历最高的3户家长仅上过初中。农牧区孩子的教育问题更为堪忧,往往未上完小学五年级便因贫或返贫开始辍学。

作者在分析化隆县发展滞后的原因时曾指出,落后首先是文化教育的落后。全县的中小学普遍存在缺少课桌凳、教学仪器、办公设施等情况,学校危房面积大,师资严重不足。调研当地一所村小学发现一年级到五年级共40多人,教室仅有两间,老师只有两人。往往一间教室同时供三个年级学生上课,一名教师一次承担这三个年级的所有课程。老师上完一个年级的课之后,会让这个年级的学生到教室外,用木棍在地上练习,再转头给另一个年级继续上课。

关于贫穷,王洪波心里早有准备。年轻时,他曾在江西、河北等地下乡种过地,最近几年的田野调查,出入贫困地区,让他对此有着更深的认识。

自诩“什么学生没见过”的王洪波,曾在部队当过火炮射击理论教官,还在北京一所高校任教十余年,只有给不同大学的EMBA上过课。对于即将前去支教,王洪波颇有信心。

接受上游新闻采访时,王洪波说,初到科巴的半年,自己的认知底线不断被打破。

▲在青海科巴,孩子们用学习和艺术逐渐走出大山。图片来源/受访者供图

教不动的学生和家长

前往科巴的路很漫长。

王洪波提着近百斤的书和行李,从北京出发,搭乘火车、两次长途车,辗转3天,终于抵达了化隆县。

从县城到科巴,汽车行驶在破碎的泥沙公路上,一路颠簸,路旁的陡峭山崖,让王洪波感到,车随时可能滑进深深沟壑里。

天气淬炼着这里的道路,也磨炼着来往行人的心性。

车窗外,周围都是山,层峦叠嶂,一眼望不到头。这里的天气犹如孩子的脾气,说变就变。

三四个小时车程,科巴终于到了。下了车,初春的寒风开始往衣服里钻。

不远处,一个个长相黑黝黝的孩子站在土坡上,用发亮的眼睛注视着王洪波这个外乡人。

初见孩子们的印象,王洪波脑海中不自觉蹦出这些词:“黑不溜秋”、“脏”、“破破烂烂”。当他们簇拥着你时会有一股味道,饭汤里都不知道会有啥……王洪波说,当时他暗自感慨,“我只要能活下来就行!”

科巴完小是这一带唯一的小学,校舍建在五个村子中央,是一圈平房,其中一半是北京一家机构捐赠建设的。

在王洪波来之前,小学已经有了几名支教老师,包括来自深圳的小徐老师和小苗老师。

学校有将近200名学龄儿童。这里缺老师、无教具、教室漆黑,整个学校没有一本课外书……

很快,王洪波便领教到这里的学生的“野”。

这里的孩子性子野,课堂上很难让他们保持安静,往往按下葫芦又起瓢。由于长期缺乏稳定的老师,孩子的学习基础很差。以五年级的学生为例,一个简单的“分子、分母”数学题,王洪波讲了7遍,没一个孩子能听懂。一问才知,孩子们普遍没有养成写作业的习惯,可有些课程不写作业是真不行。

既然回家不写作业,王洪波干脆将作业搬到课堂上。

一道18减12的数学题,在这里有着千奇百怪的答案。有人说50,有人说42,有人干脆低头哼唧,一句话不说。气得王洪波直嚷嚷。

书,在这里是种纸。课程临近结束时,王洪波准备给学生们复习,发现有的学生前面的书已经被撕得只剩几页。

在这些孩子的逻辑里,课既然已经上完,书还有用吗?纸是可以用来撕的。

时间久了,王洪波认识到,问题的本质在于家长。

很多家长祖祖辈辈就在这片农牧交杂地区劳作,从没出过大山,学生们更不知山外有何物。即使头顶有飞机划过,对这里的学生来讲,也不过是天空的一条白线。他们普遍不信课本上的内容,因为这些在他们的生活中从没出现过。

现实教会了孩子的父母,也影响着孩子。

放羊、农活、去工地当小工、到无人区挖虫草……哪一样都比读书看起来更实在、有用。王洪波注意到,有很多学生每天起得很早,但他们需要干完家里的活儿、放完羊,才能来学校。

放学后,王洪波看着学生跟着羊群屁股后面奔跑,他有些恍惚,不知是学生在驱赶命运,还是被这些羊牵着鼻子走。

遇到有些孩子不听话,加上这里海拔高氧气稀薄,王洪波常气得喘不过气。

一切的方法并没有看到效果。半年过去,王洪波和多名支教教师陷入了更深的焦虑:守着一帮黑黢黢的放羊娃,一年年带着他们学着根本学不进去的知识,苦心准备的百科全书式教学方法全都试过了,但因没有最起码的基础知识打底,学生们觉得在听“天书”,未来该咋办?

王洪波有个念头不断冒出来:想带着孩子们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。

▲在青海科巴,孩子们用学习和艺术逐渐走出大山。图片来源/受访者供图

我们要出山

一个学期结束,因为工作原因,王洪波便离开了。

因为看到王老师每天发的微博文字,在几个热心人努力下,一家合肥单位愿意接孩子们“出山”。

接到电话,王洪波又回到了科巴。他说,这对孩子们来说,或许是一次机会。

要出山的消息在科巴传开,一时间引发不小争议。

“山外面是什么样的?”一辈子没出过山的父母和长辈们告诉孩子,外面就是草地的边缘。

支教老师们说,外面是科技,到处充满了知识。

所有的答案,孩子们并非都能听懂。

“火车怎么开的?”“高楼有多高?”……无数的追问又很难用语言去描绘。

与孩子们的兴奋相比,王洪波发现,家长们的兴致并不高。

不同渠道的声音传向王洪波,对于山外,一辈子没出过山的家长们有着各自的担忧:带孩子们出去丢了怎么办?出事了怎么办?被卖了怎么办?

与此同时,接待方要求家长们签署一份《免责协议》,其中“发生意外,与接待方无关”的条款,被“翻译”成“孩子出事了,死了、残了,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”,因此吓退不少家长。

“话这么说,真能把人吓死。我们出去不是卖人。”王洪波和其他支教老师努力解释,并没有换来改变。

第一次出山,王洪波从科巴完小的200名孩子中带了10人去合肥。

王洪波说,去的人少,还有一个原因——缺钱。

同时王洪波思量着,总不能白去,要不给人家演个节目,算是对爱心企业与人士的一种答谢。

关于表演,王洪波说,这是他初到科巴,看到为数不多的光亮。

他记得,课程和新知识死活无法塞进这些孩子的脑袋。他焦虑、抑郁,他的时间都用在了备课和“斗智斗勇”之中。

可放学后,这些孩子们总是拉着他去河边玩。直到有一天,他拗不过,跟着去了。

在河边,这些孩子一舞一唱,歌声和舞蹈带着科巴和大山的味道,姿势在不断变化且不重复,这些从没有人教过。王洪波感到了不一样的灵动。

听,那个嗓音,夹杂着金属味,又很纯净,没有节拍,也没有断续,只是在唱。他们的歌声,带着一丝忧郁,又包含了自在的安详,如田野上的灰尘,散散地飘动,不由得就会进到你的心间。

王洪波听得有些入神。毫无预兆间,几个女孩你推我搡,列成一排,消瘦的身体站得笔直。那一刻,她们抬头仰望,稚气全无,模仿着书里,国旗升起的模样。即使,她们从没见过真正的升旗仪式。

站在他们身后,王洪波看到一双双眼睛散发出敬畏、凝聚、认同的气息,似乎没有一点大山隔绝的样子。

王洪波说,这一切如果不是发生在他眼前,他根本不会想到,这些就是平时在教室里吵闹、在山间赶牛放羊、在地里干活的孩子。

王洪波说,从那一刻起,他誓言,将来一定要带这些孩子,去一次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仪式。因为只有在天安门广场,才能配得上孩子们的那种精神和热切。

自诩“什么没见过的”的王洪波也开始有些兴奋,他打电话给媒体工作的朋友说,“如果能调来一部转播车,将这里的人和声音传播出去,一定会震惊世界。”

朋友说,“你先用手机录一些片段,有机会再说。”

于是,王洪波操起手机,开始记录下这里的日常。这一记录持续了9年。

▲科巴艺术团多年来曾前往各地表演。图片来源/受访者供图

充满好奇的山外世界

按照王洪波入山的路,小徐老师带着10名孩子出了山,汽车加火车,辗转前往合肥。

没走多久,孩子们的兴奋让小徐老师打来电话“求救”。

车厢内,一切的变化都吸引着孩子们的好奇:屏幕上的颜色有变化,要看半天;任何突起部位,都要用手去使劲掰一下;脚踏板能翻过来,要摸半天……为什么这里会有棱?为什么这个能翻过去?在研究半天后,问题如潮水向小徐老师涌来。

“我都想撞墙了。”电话里听到小徐老师的哀叹声,背后还是一堆叽叽喳喳,听得王洪波直笑。

笑归笑,王洪波也有他的顾虑。

为了打消孩子们的心理问题,每晚,孩子们必须和带队老师复盘一天的所见所闻,带队老师再逐一解答。给孩子们讲解这是什么,让他们学会认知新的世界,再把新的内容带回到大山去。

为什么有高楼?为什么有火车?这个吃的为什么好吃,好吃在哪儿?一切的答案都会引向知识,引向读书,因为知识改变认知,认知改变命运。

孩子们听得懵懵懂懂,老师竭尽所能解答,只为告诉孩子们:这个世界并不可怕,并不陌生,只是太好了。只有努力,才能改变生活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,最好的办法还是让孩子们唱歌,只有歌声,能唤回孩子们放飞的注意力。在歌唱中,孩子们会成为周围的焦点。在歌声中,他们陶醉,在歌声中,他们与外界的周遭融为了一体。

临走前,队里四名胆大的男生说:“老师我不想回科巴了。”

“你必须要回去,因为那里是你的家。读书读好了,可以再出来。”带队老师说。

王洪波说,他没想到,合肥之行,正在这群孩子内心产生变化,说不想回山里的男孩们,现在都在全国不同城市的大学里读书了。

王洪波用“惨不忍睹”来形容在合肥那场蹩脚的演出,但没想到,在当地得到很大反响。

学生们也收到了来自各方的不少礼物,都是些书、文具和小物件,学生们视如珍宝。哪怕是一个带颜色的塑料片、几毛钱的小头花,学生们都小心珍藏。

准备离开那天,小徐老师也惊奇地发现,“一向邋遢”的学生们将行李收拾得异常整齐,嚷着问她“何时回家”。

王洪波笑着宽慰小徐老师说:“他们现在人不会丢、东西也不会丢,因为他们现在恨不得马上回去给家里人显摆,给家里人‘献宝’。”

安全回到科巴,除了带回礼品,孩子们也带回了外面的见闻。

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?

女生们都在小声叽叽喳喳。“见过世面”的男生开始四处炫耀。可男生们的说辞引发了不小非议。

“吹牛”、“假的”、“说谎”……非议逐渐演化成了争执,众口难辨的男生只能用拳头来“捍卫”。只是一场场打斗过后,相信的与不信的,谁都无法说服谁。而这也仅仅是科巴的一段插曲,生活依旧继续。

▲科巴艺术团多年来曾前往各地表演。图片来源/受访者供图

第一次看升旗

此时,“又待半年”的王洪波再将辞行。他没忘“带孩子们去天安门看升旗”的承诺。

回到北京,王洪波将见闻告诉给了周围朋友。

2013年夏天,北京师范大学向科巴发出了邀请。王洪波激动不已。

王洪波记得,火车驶入北京西客站站台,他拉着12名孩子们踩上站台的地板,看着孩子们穿的定制T恤背后大字:“科巴孩子,北京梦想成真”,他说自己有些恍惚。

对于王洪波来说,演出是次要的,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才是此行的目的。

那天按照计划,他们凌晨1时许起床,2时许出发赶往天安门广场。可没有想到,那天迎来2013年北京入夏后的第一场大雨。

那是一场倾盆大雨,从凌晨1时开始,直到清晨6时许才逐渐转小。

当天,北京师范大学14名学生陪着他们,出发前买了简易的雨披,一人抱着一个。进入广场后,大雨还在下,非常寒冷,大家又站了很久,但依旧在等待,等待升旗仪式。

王洪波在记录那一夜时写道,“在那个夜,好多幼小心灵得到洗刷、历练,这是科巴山里孩子的梦想之路所必需承受的。”

雨后,12名来自科巴的孩子第一次看到了升旗仪式,而且是在天安门。

王洪波感动得稀里哗啦。他写道:“那天之后,无论是青海科巴的孩子,还是北师大的学生,一下都觉得自己长大了,懂得了好多好多:责任、神圣、挚爱。”

2013年7月,在北京师范大学礼堂内,科巴12名孩子的一场综合演出,再一次引起轰动。

演出归来,生活依旧。

但王洪波发现,这些孩子在慢慢长大,在舞蹈、唱歌方面越来越有形态,伸胳膊出腿脚时,也有了模样。

▲2013年,来自青海科巴的孩子们第一次到北京看升旗仪式。摄影/王洪波

《热梦科巴》里的追梦故事

王洪波一直想把两年的支教经历告诉给外界,“为何不写个剧本,让孩子们‘本色’出演?”

这个念头产生,剧本也开始创作。

创作需要故事,这对王洪波来说,太过简单,因为在科巴到处都是鲜活的故事,而自从到了科巴以后,这些鲜活生命始终在眼前晃动,萦回于梦中。

故事的主人公,王洪波想到了那个“高个子”女孩。

初见“高个子”女孩,她总缠在王洪波身边叽叽喳喳,讲她身上的“小事”,催问王洪波山外面的事情。

这样的孩子太多,王洪波很难有时间静下心来聆听、讲述。

王洪波给自己定了几个原则,其中之一是不要对某一个孩子太过热情。不是不喜欢,而是不想让他们依赖:“因为我随时可能离开。”

之后,王洪波得知,女孩从小没有父亲,妈妈一个人养育她。小时候,女孩妈妈要去山上放羊,经常把她丢在羊圈,和那些没出圈的羊挤在一起。正常天气时,女孩过得还好,赶上下大雪,女孩只能睡在雪中,抱着羊羔取暖。

到了可以上小学的年龄,女孩接替了母亲,开始每天上山赶羊放牛。

王洪波知道,如果不出意外,这个女孩的人生轨迹会延续她的母亲:到了年龄,嫁人、生娃、继续放羊。

后来,“高个子”女孩跟着大家去了北京。回乡后,女孩开始痴迷于学习,她说,她要出山,要考大学,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事情。同时她也知道,只有考上大学,才能真的离老师近一些。

王洪波开始创作《热梦科巴》时,女孩已经在高中,学习也越发优秀。

王洪波去了“高个子”女孩的家,看了她曾经睡过的羊圈,走过她曾放羊的地方。

此时,王洪波知道了“热梦”。何为“热梦”“热梦”是理想、追求的意思。

按照女孩的故事,一部名为《热梦科巴》的剧本逐渐完成。

这是一个关于科巴孩子追梦的故事。关于《热梦科巴》,无数次演出的故事梗概都曾这样介绍。

科巴在哪里,大山就在哪里;孩子在哪里,云霞就在哪里。

桑烟在哪里,神明就在哪里;心灵在哪里,梦想就在哪里。

在青海高原,黄河北岸赤裸的群山中,有这么一群孩子,他们家里祖祖辈辈就在农牧交杂地区劳作,很多人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。孩子只能在闭塞的大山内用自己的梦想来描述外面世界,五颜六色,远不可及。

终于有一天,大山里孩子们的梦想插上翅膀,在支教老师的努力下,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,这些小精灵背负着寄托,冲破羁绊,走出大山,走出闭塞,走到祖国的首都北京,走到梦想里最美丽的世界。

▲在青海科巴,孩子们用学习和艺术逐渐走出大山。图片来源/受访者供图

脸皮厚一点的地摊演出

2014年初,歌舞剧《热梦科巴》写成,紧接着排练。

包括王洪波在内,很多支教老师都不是艺术专业出身,山外的专业老师又请不来。

小苗老师把自己在深圳少年宫那套基本训练方法搬出来,做了简版的《热梦科巴》教给孩子们。

没有排练场,孩子们就在村里找地方练习。

隔壁村那座冰冷、坚硬的水泥桥桥栏是孩子们每日晨练压腿的地方;赶上冬季,天冷风大,孩子们钻到放羊的土沟里照旧练习,河边桥头下腰、土崖房边上倒立。

每日早上7点半,山里的天还黑着,王洪波带着孩子们跑操。他穿着两件毛衣和两件羽绒服,还是感到冷,“冷到骨髓里。”

没有音响,全靠老师用口令喊着练习,老师不在的时候,孩子们就自己喊口令。

每天,孩子们一遍遍压腿弯腰,他们不知道干这些是为了什么,但似乎又能明白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

排演是否有未来?王洪波说,连他自己也不清楚。所有的坚持都是一种苦熬,可能会熬过这个月,但还能熬过下个月吗?没人说得清。

孩子们在露天场地下不断坚持,有时老师在场,有时不在场,孩子们都在自己组织训练。

于是,一个一个动作完成,一天一天重复排演,《热梦科巴》有了成果。此时,深圳一家公司向科巴发出了邀请。

因为临时有事,王洪波不能跟着去深圳。

送到西宁,王洪波仍有担心。大山的操场不比深圳的现代舞台,这些山里孩子从没见过正规舞台,也不知道灯光、音响效果。平时用的配乐还是支教老师自己用手机录制合成的,听起来有些刺耳混杂。

王洪波怕学校练得再好,万一因为空间反差,造成孩子们紧张,将剧情和动作遗漏。

于是,王洪波找到了西宁王府井百货。商场老总很支持这些孩子,在商场街边给孩子们支了一个大棚,孩子们准备开始他们的“地摊演出”首演。

为了让这些孩子第一次感受到围观,王洪波让孩子们在街边练起了早功,一时间,路人围了上来。

“脸皮可以厚一点,用不着害怕。”支教老师在一旁鼓励。

“地摊演出”时间到了,支教老师当起了主持人。

2个小时的街边演出,什么人都有,路人、保安、顾客,甚至还来了媒体记者。

演出很流畅,第一次演出就在青海省会,王洪波还不忘对观众进行“采访”。

当地人说,这戏有味儿。

演出结束,孩子们非常兴奋,吃完晚饭,在街边扯着嗓子唱歌、跳舞,俨然一个个山里娃都成了“大明星”。

王洪波问孩子们:演出得好不好,漂亮不?

孩子高声尖叫回答:太漂亮了。

王洪波心里算是有了底,“地摊都能演出,深圳还怕什么”。

深圳的演出很成功,孩子们带着许多灯光、掌声和欢呼又回到科巴。

一切又立刻恢复到原来样子:女孩还是家中劳动的骨干,各种收麦子、挖土、砌墙、开手扶拖拉机,都在忙着干活。

但王洪波开始坚信,或许,艺术能给这些孩子开辟出一条走出大山的小路。

▲科巴艺术团曾前往各地表演。图片来源/受访者供图

山村里走出来的艺术团

2015年,国家发布了脱贫攻坚政策。西宁艺术剧院联系上了王洪波,按计划打算招6名孩子先去上艺校,等毕业后,便能进剧团,这可是西宁市的歌舞剧团。

“这是天大的好事。”王洪波说,但现实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。

村子里的大人普遍认为,剧院是不好的地方,特别是看到这家剧团落款有“公司”的字样。

支教老师努力去解释,剧团是“国家的”,可等来的却是千奇百怪的拒绝。

有人说,儿子去了艺校,家里活儿没人干,地荒了咋办?

有人说,学艺太费钱,不现实,不如去打工;

有人说,孩子太小,舍不得到外面去吃苦;

有人看到大家都不去,也不让孩子去了。

最为无力反驳的理由是:“我孩子要去考大学”。王洪波说,这个理由最冠冕堂皇,尽管这家人的女儿当时才五年级。之后王洪波才得知内情:这家没儿子,父亲想着女儿大了,用她给家里招婿。

之后,王洪波再见这个女孩,她一直在河滩放羊。

一天,王洪波回村,女孩跟着他。王洪波走,女孩也走,王洪波停,女孩也停,二人保持着20米左右的距离。

王洪波:“还想训练不?”

女孩点点头。“我们每天都要训练,你要愿意来,就来,别跟着我了。”说完,王洪波转头离开。

此后,每天清早,这个女孩都抱着演出服出门,将演出服藏在村外一块石头下面,再去放羊。羊到了地方散开吃草,她再转头取衣服来训练。

女孩父亲还会责骂,但拗不过女孩的性子。

直到有天,女孩出了成绩,这位父亲托人来感谢。

最终,那次前往艺校学习的6个名额,因种种干扰只去了3人。

将3名孩子送到西宁时,王洪波还是有些担心:毕竟孩子们都大了,外面的世界又充满了诱惑,他怕这些孩子染上一些不好的习惯。

临走前,王洪波告诉孩子们:你们是科巴的希望、是科巴的英雄,要相互监督,你们有集体荣誉,可以饿肚子,但不能丢了你们的荣誉。

事实证明,这些孩子从没让王洪波失望过,在艺校,他们从刚进艺校时的垫底走向了优秀。

经过深圳的演出,《热梦科巴》有了名气,精准扶贫政策也开始让科巴有了改变。

2015年,艺术团在青海正式注册成立。从前只能在露天空地进行训练的孩子们,也有了相对规范的室内训练场所。

之后,西安、北京等地陆续发出邀请,孩子们演出也越发有了模样。支教老师开始筹备新的剧目。

2016年,小小艺术团终于引起文化部的注意,提出要派遣这个民间团队去港澳做艺术交流。

2017年1月,艺术团在港澳的演出大获成功。7月,音乐剧首演成功。

2018年,《热梦科巴》在国家儿童戏剧节上演出,并获得优秀剧目奖,还进行16场不同的文化交流演出,参加了北京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周,舞蹈又获金奖,同时,还在全国青少年语言类大赛获得金奖,一切成就犹如“破天荒”。

王洪波说,虽然艺术团取得了一些成就,但面对无数大山的隔绝,要想真的走出来到外面世界,困难永远都会存在,面对挑战而不胆怯,才能跨越一道道绝境。

▲在青海科巴,孩子们用学习和艺术逐渐走出大山。图片来源/受访者供图

挑战总在每一天

2018年9月2日,王洪波带着孩子们历经生死,穿越了一条非常危险的地质灾害带。

当天,已过了艺校开学的日子。可那几天突如其来的大雨,每天要下五六个小时,科巴两个方向的公路全部被冲毁,出村已没了路。

艺术中心门前,科沿河河水在咆哮,犹如王洪波的内心。

要带的行李和物品过重,本想着,天气好转再送到西宁也不迟。但这次去西宁,王洪波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,谈成了,孩子们可能会得到一次重要机会。同时,孩子们又急着去学校报到。

泥石流、垮塌、断桥、泥浆路,车根本走不动。

临近中午,王洪波开始和当地老师想对策。当地老师说,按照过去传统,从科巴出发,徒步翻越三座大山,出山后找公路,再沿途找车去西宁。

山路有40多里,随时有可能出现山体滑坡,还有泥石流、垮塌的风险。

王洪波说,没办法,只有豁出去了,走!

清晨6时许,天还未亮,孩子们跟着王洪波和其他老师准备徒步穿越。

王洪波翻出了身上仅有的一点存货,每人两个巧克力棒、少量水果、一些方便面,还有十天前深圳来人留下的饮料。

孩子们盯着想吃,可王洪波说,等上山时再吃。

出村不久,发现一座过河的桥已被冲塌,而这是必经之路。现在要过河,必须从一根粗水管上踩着过去。

所有人像表演平衡木一样渡河,包括上了年纪的王洪波。

过河后,上了大路,也是一片泥泞,踩下去鞋里就灌满了泥浆。有孩子舍不得把新鞋弄脏,耍起了小聪明,鞋子外绑上塑料袋,以为鞋子不会遭殃。可一脚下去,鞋子就被泥浆“没收”了。

一行人在这种泥沙混杂的公路上,走了30多里,过了金源乡,在公路边的一个转弯处,眼前的景象再一次给众人出了难题:所有的路面都被冲毁了。

为了避开这段路,孩子们背着物品开始爬山。坡很陡,直接往上爬,王洪波的心脏和肺无法支撑他完成这种高海拔垂直攀登的事情。

幸好有两个孩子在身边,拉着他,一层一层泥土坎拽着他。向上爬了大约100米,王洪波已经不行了,他记得,眼睛开始发胀。第二个100米,他眼前只剩一圈圈闪闪亮,什么都看不见。王洪波跟孩子们说,绝对不能再这样直线往上爬了。

于是,大家想到的对策是,沿着破烂的公路转圈,沿着缓坡往前走。

在断裂的公路上,所有人像在跳格子一样,一跳一跳地前进。

走在前面的人说,公路上裂缝越来越多,最深处超过两米,人要是掉下去,谁都救不了。

更要命的是,前面的路,有些部分翘起一两米,人需要连爬带跳地过去。

在这段公路上,大家走累了,只能躺在地上休息一下。一路上,王洪波边走边喘,不时用手机拍下眼前的景象。他说,这就是科巴孩子的开学第一课,但人生的道路就是这么艰难,我们这些年不都是这样义无反顾地面对一次又一次艰难。

最终,所有人都成功走出了这段公路,找到了班车。

王洪波说,我们一直在上演的《热梦科巴》为什么好看,能戳中人心?就是因为孩子们的努力、孩子们在面对艰难时不肯放弃的精神。《听见·科巴》的歌声为什么这么美妙动听?就是在于这种歌声需要穿过多少艰难和险恶,才能走到人们的面前。

▲科巴艺术团曾前往各地表演。图片来源/受访者供图

因为改变看到了希望

王洪波常常翻出多年前的照片让孩子们看。

这些年来,孩子们变化太快,他们已经怕看到过去的照片。现在孩子们更愿意用“美颜”拍照,拍出的照片里,他们美若天仙。

当王洪波再次举起手机,他们总是说,老师你拍风景那么美,为什么拍我们都那么可怕呢。

王洪波只是笑。他说,只有对比,才能看到改变,只有对比,才能见到变自信后的美。

然而,无论孩子们去过多少地方,受到多少礼赞,在一些家长看来,孩子们都没在“干正事”。

2018年,孩子们在北京参加表演时,看见中央民族大学在艺考招生。

王洪波鼓励孩子们去艺考现场看看。在考场,孩子们才知道,通过艺考和文化课考试,竟然可以上大学。

于是,王洪波开始有了另一个念头:让孩子们考大学。

2020年,当20名孩子通过艺考取得成绩后,家长们还是认为是在浪费时间。

可孩子们和支教老师已经不再理会周围的声音,他们继续努力复习、考试,他们知道,只有结果才能改变一切。

直到录取通知书发到20名学生家里时,王洪波成了家长们的中心。天天有家长来艺术中心找他说话,想请他吃饭。

王洪波说,考上大学,只是所有努力后的衍生品。

“我不是神仙,不会掐指一算,根本没想过有今天。”王洪波说,其实,过去9年经历,支教老师们和孩子们都是在走一步看一步。

2012年,有机会去合肥,“出去,长长见识吧。”

2013年,有机会去北京,“能去天安门看升旗。”

2014年,总结两年经历,写了《热梦科巴》的剧本,“有地方让演,挺好。”演完,该散伙了,可孩子们又不愿意。

2015年,有了点名气,好多地方让去演出,扶贫政策也来了,还送了3名孩子去艺校学习,挺好。

2016年,北京又邀请演出,再咬咬牙努力一下,又排了新剧。

2017年,受指派去港澳演出,效果不错。到夏天连出两部新剧。

2018年,获奖不断,一切成就犹如“破天荒”。

2019年,参加国际民间艺术节,创作了真正意义上的舞剧、话剧,变得更加成熟。

2020年,有20名孩子考入了大学。

王洪波回头看这一切经历,犹如梦境,每一步都是独立的个体,但汇到一起,就是人们常说的希望。

科巴孩子也将希望带到外界。在北京,他们给绝症病人做心理治愈系演唱、给那些靠人工耳蜗恢复听力的孩子演示什么是声音;在深圳,给高墙内的犯人带去自由小鸟在蓝天里飞翔、呼唤内心善良的歌舞。

王洪波说,这些山里孩子曾经被贫困逼仄着,蜷缩在大山中无助地看着四周,而今逐渐变得也能向陷入困顿的人伸出援手了,这让他们感到特别充实与自在。

《热梦科巴》故事里那个“高个子”女孩,后来参加高考,被西安一所大学录取,今年在重庆一家公司找到了实习工作。王洪波看到她所投的个人简历,已经看不到山里孩子的模样。

2021年,科巴的孩子又取得了不错的艺考和高考成绩,又有人将被大学录取。王洪波还在为孩子以后的上学费用发愁,毕竟学艺术是很花钱的事情。而现在的艺术团,前前后后已出现30多个大学生,分散在全国各地,要给这些孩子补习文化课与英语,还要兼顾艺术团的演出,这让王洪波焦虑万分。

王洪波说,看到山里在改变,孩子们在改变,家长们在改变,当地人在孩子身上看到了持之以恒,看到了希望。

上游新闻记者 贾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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